摘自立報電子報2004.01.05
20世紀觀看兒童的主流方式
文 宋嘉行（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受到19世紀中、末期達爾文及20世紀初期「兒童研究運動」的影響，當代兒
童心理學家和小兒科醫生觀察兒童，就像植物學家拿著放大鏡研究植物，試圖去
歸納分析出一顆種子是如何、以及在何時、何種條件下才能夠發芽、成長、茁壯
、開花、結果、繁衍下一代，一個兒童又是在何時、何種條件下才能夠逐步發展
出社會所需的各種能力，逐漸成熟至繁衍出下一代。
這種把人的生命週期比擬成植物的成長週期的一種農業式、有機式的觀點，
不只在歐美各國如此，其實在其他許多社會、許多文明亦然。在20世紀初期的歐
美，這種受到生物學作為一種強大學科影響之下的主流觀點，很能呼應18世紀浪
漫學派嚮往自然的理想，把兒童視作「成長中的農作物」就變成一種很流行的看
法。
這種看法會有哪些隱憂呢？
首先，在這種階段論下，「兒童」是一種未完成式，她的存在本身永遠不是
目的（世界上有哪個地方是只有孩童組成的社會？除了在小說裡），而是一種工
具與手段。她是一種過渡狀態，是一種暫時性的階段，是為了成年（的目的）而
存在。這就好像蛹與蝴蝶的不可逆性轉變——蝴蝶的前身，蛹，本身的存在不是
目的，其存在的唯一價值是為了羽化成蝶，兒童存在的目的也是為了「轉大人」。
這種蛻變的過程彰顯出，在一種有「before」和「after」可資比較的狀況
下，那個「after」永遠是人們比較想要的、比較重視的、認為有價值的追求對
象，即便人們口裡永遠有另一套歌頌童年之美的諸如「我們只有一個童年」的說
詞（這句話其實是很有問題的。我們不是也只有一個成年嗎？誰的30歲可以再來
一次？）。
總之，施肥、澆水、除草、日照……讓這些「幼苗」順利平安長成「像大樹
那麼高」的棟樑，就成為一個國家社會的重要施政目標。成人教育為何沒有成年
以前的教育那麼競爭激烈？有一部份原因就跟這種「成長中的農作物」的隱喻有
關。
其次，使用這種帶有明顯界限的階段式假說，容易讓我們僅從大人（主流）
的眼光來「回頭看一個過去的階段」，「童年」這種概念就容易變成一種事不關
己的過去式；或者精確一點說，變成一種與現在的自己無關的完成式。
寫到這裡，就不由得要談一下由這種隱喻所導致的一個問題。很多人常常感
嘆：現在的小孩，程度愈來愈差了；或者，現在的小孩，怎麼都不愛唸書，對文
字的接受度遠低於圖像；又或者，現在的小孩愈來愈沒禮貌了等等，總之都是一
些「現在的小孩比較爛」的感嘆。
現在的小孩比誰爛呢？當然是比過去的小孩爛。過去的小孩是誰呢？當然是
現在的大人——就是這些在感嘆世風日下的人。於是在貶現在的小孩的同時，其
實就是在褒自己（那個記憶中好優秀的但是已經不存在了的小孩）。
說起來，這真的是一個很自戀、很病態的心態在背後作祟。如果那些已經作
古的老祖宗們會說話，一定也會說：「現在的大人，程度愈來愈差了！」或者：
「現在的大人都不懂得反省自己。」
親愛的父母師長們，如果你們自己都不愛看書，怎能抱怨孩子對唸書沒興趣
呢？如果你們自己成天窩在沙發上看電視，怎能斥罵孩子整天沈迷在電腦前打電
動玩具呢？如果自己都很少主動敦親睦鄰，怎麼有資格說孩子見了人都不懂得打
招呼呢？不要忘記，孩子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來的影像，除了是那個十幾、廿
幾年前因年代久遠而被美化了的張小弟弟、李小妹妹（過去的我們）之外，更大
部分是這個此時此地的、因工作忙碌而看不見自己的張老師、李老闆（現在的我
們）啊！
回頭談談農業式隱喻問題。
除了容易導致揠苗助長的激烈競爭、忘了反省自己的大人容易是古非今，以
致對孩子做出不合理的要求之外，把兒童比喻成幼苗，還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功
能，在 20世紀早期的美國引發另一種與前述兩種完全矛盾的觀點。
就像A種子不可能長成B植物一樣，所有的生物都是按照本身的inner plan（
現在叫做基因）來一步步成長，後天的環境不可能有太決定性的力量。因此兒童
的智力也是固定的，在出生時就已經註定好了，任何想要加速進行的特別努力都
將是徒勞無功，就像澆太多的水會把植物淹死、施太多肥會把植物燒死，這些揠
苗助長的努力不但無效，反而有害，因此父母師長只要照顧好兒童的身體，她們
自然就會發展她們的智力，像花兒到了時間就會自己開花結果。
這種固定智力論，在20世紀早期的美國曾經一度非常流行（例如筆者前文《
達爾文對西方幼兒教育的影響》中提到的一本40年代育兒聖典：嬰幼兒照護的「
常識」書）。父母對孩子的課業要求趨於寬鬆，學校，特別是都市裡的公立教育
系統，甚至到了放任不管的地步（最後引起很多教育問題），戰後一片復甦榮景
的各界人士，普遍活在一種樂觀的氣氛裡。事實也是這樣，如果先天的部份決定
一切，又何須太多後天的努力？況且好的工作機會到處都是，學位就不是成功的
唯一必經之途。
然而這種放牛吃草的心理，到了60年代卻有所改變。首先是前蘇聯在1957年
發射史波尼克號這件轟動一時、舉世無雙的國際大事（編按：史波尼克號是人類
第一顆升空的人造衛星），讓正處於軍備競賽中的美國驚覺：「家長老師放輕鬆
」的教育心態可能是錯誤的，因為這直接導致了美國「國際（軍事）競爭力的減
弱」。
然後是智力論本身的理論發展從固定論走向流動論。20世紀前期在歐洲就大
放異彩的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其著作到50年代才突破意識形態的封鎖，而
被譯介到美國，並且忽然走紅。其理論說明，兒童所處的環境如果具有豐富的刺
激（這裡指的是物理環境，而非社會性環境），兒童就能夠獲得良好的認知發展。
而後皮亞傑的理論由 J.M. Hunt發揚光大。Hunt在1961年的著作《智力與經
驗》（Intelligence and experience）中明確主張：環境所提供的機會，必須
要能與兒童各階段的發展需求相配合(match)。而美國的教育界一向與心理學界
互通聲氣。多產又有影響力的教育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64年的著作《人類特
徵中的穩定與變遷》（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uman characteristics）更
是直言，我們必須提供兒童一個「有力的環境」（powerful environment），也
就是必須對她們施以敏感而有回應的照護（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caregiving）。
這些無異是說明了環境對人類智力發展的重要性——儘管施太多肥會把植物
燒死、澆太多水會把植物淹死，然而，蓋一間可以自動灑水的高科技溫室暖房就
可以彌補這種缺陷，讓成長中的農作物在科學的輔助下長得更快更好。於是，有
機農業觀仍然無法被突破，只是換了個更高級的形式。
因此，60年代後的美國就反過來開始注重智力以及智育，這也可以從流行文
化裡窺見一斑。Wrigley在1989年《教育史季刊》的一篇文章「幼兒是否需要智
力刺激？從1900年到1985年專家給家長的建議」裡，分析了20世紀的前85年中，
流通於美國的60種流行雜誌裡的1,017篇文章。他發現，從1900年到1930年，只
有大約15％左右的文章與兒童智力發展有關，而有超過一半的文章是在談論醫療
營養的主題；到了1950年代，談智力發展的文章比例緩步上升到將近21％；而到
了1960年代，這個數字就翻了一倍，驟升到47.4％，也就是說，60年代的育兒文
章裡，有將近一半的比例都在關切美國的孩子是否夠聰明。
這篇文章只分析到1985年，筆者相信，如果去分析1985年以後到現在2003年
的育兒雜誌，這個數字應當還有繼續升高的趨勢。的確，當生死問題不再像個巨
大的陰影，時時刻刻籠罩在有初生嬰兒的家庭時，人們就愈來愈有餘裕去思考：
如何才能活得更好。除了「兒童有那些能力？」、「這些能力大概在何時產生？
」這類基本問題之外，「能否加速這些能力產生？」、「如何加速這些能力產生
？」就變成科學家們更有興趣的議題。智育的重要性遂在60年代逐漸凌駕其他議
題。到了2004年的今日，小布希政府對於提倡注重智育的讀寫算教學內容更是不
遺餘力了。
總之，歷史走到了19世紀中、末期，便大抵型塑了我們今日看待童年的方式
；到了20世紀，這個方式更是隨著科學的逐日強大而更加鞏固——亦即，把童年
這個概念放在一個由人生各階段所構成的「發展路徑」裡，視其為其中一個過渡
性的階段存在；以及把這個過渡性的暫時存在的主體（兒童）予以客體化，也就
是把一個叫「兒童」的族群與我們分開、標示出來，然後把她們放在我們的眼底
來觀察、討論，由我們這些屬於發展完成階段的成年人來為這些「半成品」發聲
、代言。
而在這些代言人中，最有力的就是科學家或小兒科醫生等具有專業知識的人
，這些本身必須藉助高度智力發展的職業別及從業人士，更是塑造了我們重視兒
童智能發展的時代趨向。簡而言之，用一副「發展階段」（特別是智力發展）的
眼鏡來看兒童，便是在科學學科（生物學、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的幫助下，
逐步在20世紀確認起來的一種當代觀看方式。這種偏向智性的觀看方式，由於非
常符合中產階級本身的智性品味，遂變成一種主流的、屹立不搖的價值觀，在21
世紀的今天仍然在繼續不斷地說服我們：孩子擁有良好的智力，將來才會有地位
高尚的職業，我們的國家才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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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多漫長沉默的頁數就多長
棉被鼓吹冷氣團只是要腫脹
面具畫好譜說不唱就不唱
管我管你拋下多少惆悵
看到白天就是這樣
身前身後難怪我無法抵擋 (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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